走向神圣的阿里高原中国西藏的西部，有一块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辽阔高原，它的海拔高度达4400米，总面积约占西藏的三分之一，但是，这里的人口密度，却仅仅为每平方公里0.16人，境内纵横分布着上千公里的“无人区”，成为本来就充满着神秘感的西藏高原上最富有吸引力的一方秘境——这就是著名的阿里高原。　　　　　　　　如果打开地图，可以在中国版图的最西边，找到今天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镇，它的地理座标为北纬32°5，东经80°0相距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1800公里。迄今为止，从拉萨到阿里还没有开通空中航线，如果从拉萨出发，利用目前在西藏陆路交通中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最快也要4、5天时间才能到达狮泉河镇。所以，即使在西藏当地人中，去过阿里的人也为数很少。　　　　但是，阿里在西藏，甚至在南亚一带的知名度却非常之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块看起来十分荒瘠的高原上，有着无数的自然之谜、历史之谜引人入胜。　　　　阿里的北面，有著名的昆仑山，在《山海经》中，这里是众神所居之墟，《西游记》中店僧取经途经的“火焰山”，据说也就是现在的昆仑山系中的烽火山；阿里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屹立着5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成为传说中的5位仙女下凡，在民间传为佳话。然而，在阿里的众山之中最为神秘的还是冈底斯山，它横贯在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其主峰冈仁布切坐落在阿里高原的普兰县境内，海拔高度6714米，被南亚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民族视为共同的“神山”，每年都要吸引成千上万名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本教的信徒们前来朝拜。　　　　神山之外还有“神水”、“神湖”。阿里地区的4条大河，从冈底斯山四方流下，再从不同的方向流入印度洋。人们用4种动物马、狮、象、孔雀来命名这4条河流，将它们视为神水。神水也注入到冈仁布切附近的玛旁雍错湖，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有人认为就是《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西天瑶池”，佛教徒们认为它是佛主赐给人间的甘露，可以清洗人们心灵上的“五毒”，所以也成为与“神山”相齐名的“神湖”。　　　　除了神山、神水、神湖等自然景观形成的灵幻传奇之说，阿里地区还有许多至今尚未解开历史之谜更是令人神往，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宗教圣地，吸引着无数的宗教信徒和探险家、旅行家不畏艰险，踏上探秘之路。　　　　象泉河谷的神秘王国　　　　阿里高原的西部，有一个早已无数次被各种文宇所记载描述过的神秘王国——古格王国。按照史书的记载，早在吐蕃时代甚至更早些的时候，这一带曾是“羊同国”的属地。史书《通典》记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卷190.边防六)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亦记有“杨同”国：“又迦什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皮裘毡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这里所记的“羊同”与“杨同”，其地理位置都在今阿里境内。藏文史籍中则称这一带为“象雄”(ZhangZhung)，地理范围相当辽阔，其中的“中象雄”大约即指今天的古格、冈底斯山一带，系由数十个部族或部族集团所组成的“象雄王国”的中心区域所在。据载这里曾建有象雄王国的都城“穹隆银城”，并且拥有强大的兵力与众多的人口。直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国之后，才兴兵灭掉了这个西藏西部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国家。　　　　吐蕃王国末期，吐蕃最末一代国王朗达玛的后裔逃往阿里，在阿里建立起割据的小王朝，其中一个小王朝古格王朝的都城，便建在今天札达县境内的札不让。至今遗址中还保存着数百孔洞窟和绘制有精美壁画的佛寺、石窟遗迹，在城内的库房内存放着火药、铠甲、头盔以及各种铁制兵器。据藏文史籍《西藏王臣记》记载，古格王国先后传承共十六代国王，最后在公元17世纪由于西方传教士潜入古格传教，导致信奉天主教的古格国王与坚持以佛教为国教的大臣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邻国拉达克王国乘古格国内混乱之机，出兵围困其都城扎不让，将其灭亡。　　　　象雄与古格，两个一度各领风流的西部古国，从此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们在浩翰的史海中苦苦搜寻，力图用科学的证据来复原其历史的旧貌。　　　　关于古格王国，虽然各国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曾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但也有许多问题时至今日仍然藏在云山雾海之中未能得解。其中，一个最令考古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当年这个王国最强盛时，一度号称达到十万之众，但今天现存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扎不让所有能住人的洞窟加起来，也只能容纳两千人左右，这不能不让学者们推测，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一定还有无数个像扎不让这样的古城堡隐藏在大漠荒原深处，被历史的风尘所掩盖。　　　　于是，一支又一支考察队踏上了阿里高原，去探索神秘古国深藏于荒原大漠之中那些未知的世界。笔者所在的这支调查小队，由西藏文管会和四川大学藏汉两族考古学者组成，先后数次深入到阿里高原，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东嘎与皮央：一个消逝的世界　　　　1992年6月，调查队在完成了对阿里境内最北面的日土县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之后，于6月17日翻越冈底斯山，进入阿里高原南缘的札达县。　　　　札达县地处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西、南两面与印度接壤，西北端与印占克什米尔相毗邻，东北两面分别与普兰、噶尔两县交界，其地形地貌与阿里北部有着很大的差别，属于地质界称为“扎达盆地”的区域。这里分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河谷平原与盆地，境内有河流14条，其中最大的一条河流即象泉河(藏语称“朗钦藏布”)，东西穿过县境西流入印度，其下游在巴基斯坦境内注入印度河，在印度的一段称为萨特累季河。在象泉河河谷平原与小盆地内，可生产青稞、小麦、碗豆以及油菜等农作物，在河谷地区还有小面积的牧场，气候条件适合于农业与畜牧。　　　　沿着札达古湖盆边缘上的沟壑，可以从平整的高原面上，一直向下进入到象泉河谷地。自然景观也随着高度的变化而呈垂直分布：最高处，可见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天际，白雪皑皑间，有数座冰峰高耸入云；冰峰雪原之下，是一线黄褐色的土林组成的世界，这就是古湖滨沉积后形成的札达盆地的“盆边”；盆底处则是象泉河谷无数平坦的河流阶地，象一块块“绿洲”，镶嵌在河流两岸。　　　　东嘎与皮央，这两个紧相毗邻的小村庄，位于扎不让西北方向约40公里处，就是这无数绿洲中的一块。夏日里的东嘎、皮央，清清的河水静静流向山谷深处，绿色的草地上盛开着成片红黄相间的花朵，牛羊成群，牧歌声声，一派世外桃园的景象。很难想象，在古格王国的历史上，这里曾经浓墨重彩抹下了辉煌的一笔。　　　　一进入到东嘎村的沟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山梁上那一排排佛塔的遗迹，再向前，可见土黄色的断崖峭壁之上，布满了座座洞窟，山顶上，已经倒塌的佛寺遗迹历历在目。从东嘎再向东行约2公里，转过两个山崖之后，远远便可以望见规模巨大的皮央洞窟遗址群，横亘在蓝天白云之下，密如峰巢般的洞窟，布满了长达一公里左右的山崖，极为雄伟壮观。　　　　东嘎石窟群分布在今东嘎村的北面断崖上，南距东嘎村约400米，南面有一条小溪由东向西流过，汇入象泉河，洞窟依山势的走向呈东酉向开凿，现存洞窟约有近200座，其中绘有精美壁画的几座洞窟，集中在东面的一片呈U字形的山崖上。遗址南面的台地坡麓上，坐落着一大片佛寺与塔林的废址，可见这里是一处石窟与寺院合为一体的庞大遗址群。　　　　皮央石窟群位于东嘎的北面，也是一处由寺院、城堡与石窟、塔林组成的大型遗址。石窟分布在山体的前山与后山，当地传说这里洞窟的数量是“前山一千，后山一千”，实际调查统计的数字大约接近1000座，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洞窟早已坍毁不存，没有统计在内，如果加上这一部分洞窟，便与传说中的石窟规模相差无几。皮央前山的山脚下，有一块高大的台地名为“格林塘”，上面建有古老的佛寺与塔林；前山的山腰和山顶上，分别残存着早年佛寺的杜康大殿与高级僧舍“拉不让孜”的遗址，与石窟群混为一体；后山上则残存着宫殿、护法神殿以及大量的洞窟遗址，总体规模超过东嘎。　　　　但是，在今天传存下来的汉藏文献典籍中，却几乎找不到关于东嘎、皮央的任何记载，这两座巨大的遗址，如同一个早已消逝的世界，无声无息，也无人知晓，多年来静静地坐落在荒漠土林之中，迎来日出，又送走日落……　　　　灿烂辉煌的艺术宝窟　　　　1991年6月22日，这是一个令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下午5点30分左右，在结束了预定的当天调查工作之后，我们乘车向宿营点返回。途中，一位十多岁的藏族牧羊女孩要求搭我们的吉普车回家，在车上，我们顺便向她打听访问这一带有没有“画有壁画的洞子”。谁知道当她明白我们所指的这类遗迹之后，竟然十分肯定的点头表示：就在不远处东嘎村后面一座山坡的山腰部，便保存有这样的洞窟，她曾经在牧羊的时候，为了避雨将羊群赶进过洞窟内，亲眼目睹过里面绘制的非常美丽的壁画。　　　　我们当即请她带路，驱车前往东嘎。在距离村子不远处的一座“U”字形的山崖上，分布着一字排开的十多座大小不等的洞窟。登上山去，果然在其中的三座洞窟(后来分别编号为东嘎第一、二、三号窟)内发现了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壁画。其后，在与东嘎相距约2公里的皮央，也发现了多座残存有壁画的石窟。　　　　这个重大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极为宝贵的画卷，为石窟寺艺术在西藏高原的传播与发展历史，为古格王国历史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东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据初步观察分析，石窟的类型包括供佛礼拜的礼佛窟、修行起居的僧房窟、堆放杂物的仓库窟以及安置高僧骨殖的灵塔窟等。其中，礼佛窟中残存着大量绘制精美的壁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东嘎、皮央石窟壁画大致上划分为10类主要的题材，即：佛像、菩萨像、各类女尊像、高僧与祖师像、护法神与力士像、供养人像、佛传故事、说法图与礼佛图、密教曼荼罗、各种装饰性图案纹样。　　　　作为考古学者，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壁画中供养人的形象。供养人即出资开凿石窟以宣扬佛法，同时也为自己留记功德的人物。由于他们是俗人，都身穿当时的俗装，所以当画师们将他们的画像画在壁画中时，也就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当时活生生的人物“写真”。东嘎与皮央的石窟中，都在窟内门道两侧或者窟壁的下方不太显眼的位置上，以“说法礼佛图”的形式画出供养人，通常是高僧正在说法，供养人在听法礼佛，面向高僧侧身而坐，表情庄重而虔诚。如在东嘎第1地点第1、2号窟、皮央第79、351号窟中，都可见到这样的场面。　　　　这些供养人身穿的服装，有非常明显的特点，无论男女，都穿着一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袖长过手，衣领及衣边、袖边上镶有宽边或者有图案的长袍，男子头上常戴一顶宽沿帽，或扎头巾，而女子则多梳发辫，分为数股盘绕在头顶，上面再佩以头饰。这些衣饰华贵的人物，应当就是出资造窟的供养人。　　　　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些供养人的服饰，与吐蕃时代的王室贵族服饰有着相似之处。如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开凿的第158、159两窟中，吐蕃赞普所着的长袍，便有这种三角形大翻领的式样。敦煌8世纪初的绢画中所绘吐蕃时期的人物像，也穿这样的长袍。11世纪后藏芒朗(Mangnang)寺中的吐蕃王子，以及与古格相邻的拉达克境内早期的佛寺塔波(Tobo)、阿契(Alchi)壁画中所绘的王族，也身着同样的服装，特点都是三角形大翻领。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东嘎皮央石窟中出现的供养人，当系古格的王系贵族。联系文献记载来看，这可能与古格分裂时期部分王族在东嘎的宗教活动有关。　　　　石窟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世界。在各类佛教题材中，除了表情庄严的各类佛像外，出现最多的是各种菩萨像。石窟中的菩萨像从名号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经中具体提出名号的菩萨，即等觉位的菩萨，系协助释迦牟尼弘扬教化者，如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另一类则为各种供养菩萨，名号极为繁杂，如东嘎2号窟中藏文题记所记的菩萨名号，竟达数百种之多。菩萨的服饰特点基本上一致，束高姿髻，头戴三花、五花宝冠，耳饰大环，佩项饰，或有缨珞，上体赤裸，佩有臂钏、手镯等，结跏跌坐于莲台之上，双手持物或结印，身后有头光、背光环绕。菩萨像中的观音菩萨多作立姿，如东嘎1号窟中所绘的十一面观音像，体态丰腴，面容娇美，婷婷玉立，神情动人。　　　　此外，在造型艺术上最富于变化的，则是各类女尊(女神)像。石窟壁画中所绘的女尊像，有不同的种类，一类为金刚女，如东嘎1号窟西壁上所绘的各种金刚女神像；一类为供养天女，包括供香天女、供花天女、散花天女、吟歌天女、善舞天女等；还有一类为各种度母、佛母。这几类女神像造型生动变化丰富，是西部石窟壁画中最为精美的部分，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她们的服饰特点基本上相似，通常都是头戴花冠或宝冠，耳饰大环，佩带有项饰、臂钏、手镯、足镯等饰物，肩披条帛，天衣飘飞，上体或全身赤裸，手结各式手印或持法器，在画法上，画匠们用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其轮廓，用具有明暗变化的晕染法突出其丰满的女性体态，塑造出一个个艳丽照人的“壁上美人”。　　　　同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的佛教石窟艺术一样，飞天是东嘎石窟壁画中最为生动活泼的“小天使”。　　　　飞天，也称为“犍达婆”，在佛国世界里是一种能飞行于空中的供奉菩萨，其职司是在佛说法时于空中散花，能奏乐，善飞舞，并且满身香气四溢，故又被称之为“香音之神”。在东嘎石窟中，飞天主要绘制在曼荼罗上方的两侧以及佛龛中佛像的两旁。她们头戴花冠，上身或袒露，或着紧身短袖衣，双手持乐器或供器，有的头顶上遮盖有华盖，飞行的姿式都是上体仰起，但双脚的姿式却各有不同：有的一足伸直，一足从膝部以下向后弯曲；有的则两足均向后翘起，膝部微曲，身上的天衣、帛带随风飘飞，整个身体在空中翩翩起舞。如东嘎2号窟后壁佛龛内佛像上方所绘的一级飞天，双腿与身躯的变化十分丰富多彩，再配合以天衣、帛带的上下飘飞，便产生出不同的飞行于空中的动态，充分显示出飞天千姿百态的风貌。　　　　壁画中还描绘了大量的动物与植物，其中动物有龙、凤、狮、羊、牛、马、鸭、雁、象等不同的种类，有些动物并不是阿里高原的物种，还有一些动物则属于佛教中的神化动物，如孔雀、摩羯鱼、龙鱼等，形象夸张多变，显然是来自其他文化。动物图案尤其流行“对兽”这种构图形式，如双龙相缠绕、双鹿对鸣、双凤对立等图案，此外还有复合式的五鹿相环绕、八凤相环绕、一虎逐三羊、一狮逐二羊等动物组合图案，这些图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有可能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植物图案中以树木为主，其它有花草、果物等，树本多作为背景出现，其形状大多夸张形成掌形、花冠形、蘑菇形、三角形(箭形)等，花草中除了具有佛教特殊意义的莲花之外，在装饰性的图案中比较多见忍冬纹、卷草纹以及缠枝花草，这些千变万化的花草树木，几乎把石窟的每一个空白都装点得流芳溢彩。　　　　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　　　　东嘎一皮央石窟遗迹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西藏西部古代石窟艺术的一个重大空白，更为重要的，还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西部在整个亚洲古文明之链中所占据的十分显著的地位。　　　　西藏西部的佛教洞窟壁画，通过几年来考古调查所掌握的线索，并不仅限于东嘎-皮央一处，在以古格王国为中心的阿里高原有着广泛的分布。从阿里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正处在与中亚、南亚两大佛教流行区域的交点上；而从皮央-东嘎洞窟壁画的绘制方法、风格特点以及人物与动物的特征等许多方面观察，无疑都与中亚、南亚的佛教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壁画中的对鸟、对兽以及联珠纹饰等，曾经都是中亚古代波斯艺术的特点之一；而壁画中人物所着的大三角形镶领长袍，在敦煌吐蕃时期所开凿的石窟壁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衣饰，表明二者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因此，西藏西部的石窟艺术成份中已有迹象表明其有可能直接从南亚传入，与印度后期波罗王朝时期的密教艺术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它很有可能又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来自中亚的某些佛教艺术的成分。　　　　东嘎一皮央石窟艺术发现迄今，各项研究工作目前还在深入进行之中，中国汉藏两族的考古、历史、藏文等各方面的专家，正在继续从石窟形制、壁画内容、题记、颜料成份等不同的角度，结合以古代文献典籍进行综合研究。这些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我们深信，中国学者的研究，将可望取得重大的进展，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写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