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祠的故事，说来话长，据《史纪·晋世家》的纪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因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晋祠的创建年代，现在还难以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 ？——527年）的《水经注》，书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坐时的风景文物已大有可观，祠、堂、飞梁都已俱备了。由此可见，晋祠的历史，即使是从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几百年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感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座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了。

    祠区内中轴线上的建筑，由东向西，依次是：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二楼、献殿、鱼沼飞梁和圣母殿。这组建筑和它北面的唐叔虞祠、昊天神祠和文昌宫，及南面的水母楼、难老泉亭及舍利生生塔等，组成了一个综合建筑群。东西一条主线上的建筑，配合上南、北两组建筑，本来是不同时期搞起来的，集中在一起，却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并不是杂乱无章地生拼硬凑的，显得布局紧凑，既象庙观的院落，又象皇室的宫苑，反映了我国古代芳功人民创造的匠心。

    中轴线最前端为水镜台，始建于明朝，是当时演戏的舞台。前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除前面的较为宽敞的舞台外，其余三面均有明朗的走廊，建筑式祥别致。慈禧太后曾照原样在颐和园修建了一座。

    从水镜台向西，有一条晋水的干渠——“智伯渠”，又名海清北河。相侍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为了攻取赵襄子的采地，引汾、晋二水灌晋阳而开凿此渠。后人在旧渠的基础上加以修浚，成为灌溉田地的水渠。

    通过智伯渠上的合仙桥，便是金人台。金人台呈正方形，四角各立铁人一尊，每尊高两米有余。其中西南隅的一尊铸造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经历八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迄今明亮不锈，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北宋时所达到的高度冶炼和铸造水平。

    穿过对越坊及钟楼、鼓楼就到了献殿。此殿原为陈设祭品的场所，始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面宽三间，深两间，梁架很有特色，只在四椽袱上放一层平梁，既简单省料，又轻巧坚固。殿的四周除中间前后开门之外，均筑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栅栏，使整个大殿形似凉亭，显得格外利落空敞。献殿于一九五五年用原料按原式样翻修，保持了金代建筑特点，是我因古建中的瑰宝。

    献殿以西，是连接圣母殿的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是晋水的第二泉源。池中立三十四根小八角形石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著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东西桥面长十九点六米，宽五米，高出地面一点三米，西端分别与献殿和圣母殿相连接；南北桥面长十九点五米，宽三点三米，两端下斜与地面相平。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鸟，故称飞梁。飞梁始建年代和旧址都不详，根据《水经注》纪载，北魏时已有飞梁之设。现存此桥，可能是北宋时与圣母及同时建造的。一九五五年曾按原样翻修。建筑结构有宋代特点，小八角石柱，复盆式莲瓣尚有北魏遗风。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字形桥式，虽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古面中偶有所见，但现存实物仅此一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很有价值。

    飞梁南北桥面之东，两端各卧伏一只宋雕石狮，造型生动。桥东月台上有铁狮一对，神态勇猛，铸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是我国较早的铁铸狮子。

    在中轴线末端，是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晋水的其他二泉——“难老”和“善利”分列左右。此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殿高约十九米，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布置几乎成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此为现存最早的一个实例。殿周柱子略向内倾，四根角柱显著升高，使殿前檐曲线弧度很大。下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相互映衬，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更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殿、桥、泉亭和鱼沼，相互陪村，浑然一体。圣母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因此，殿前廊和殿内十分的宽敞。“减柱法”的熟练使用。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斗拱和柱高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地程，而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圣母殿是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和我国建筑发展史都很有价值。殿内无柱，不但增加了高大神龛中圣母的威严，而且为设置塑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殿内共四十三尊泥塑彩绘人像，除龛内二小像系后补外，其余多北宋代原塑。主像圣母，即唐叔虞和周成王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的女儿——邑姜，其塑像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其余四十二尊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龛外两侧。其中宦官像五尊，著男服的女官像四尊，侍女像共三十三尊。圣母邑姜，曲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四十二个侍从像，手中各有所奉，为帝后服种种劳役，例如侍奉文印翰墨，洒扫梳妆，奉饮食，侍起居以至奏乐歌舞等等。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更是精品。宋代的艺人，满怀同情，塑造了一群终生被幽禁深宫，失去了自由，埋葬了青春的女性。这些侍女像的肢体身材比较造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她们的年龄或任或少，身段或丰满或苗条，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这组塑像突破了神庙建筑中以塑造神佛为主的老套，真实地表现了被禁锢深宫受尽役使的侍从们的生活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侧面。在技巧上，显然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它们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位。人们谈到晋祠，往往总要谈到这些精彩的宋塑。

    在圣母殿南面，有一座北齐天保（公元550——559年）创建的难老泉亭，八角攒尖顶。晋水的主要源头难老泉水从亭下石洞中滚滚流出，常年不息，昼夜不舍，故北齐时期取《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的锦句为名，称难老泉。泉水晶莹透明，水中浓翠的长生萍和水底五色斑澜的石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蔚为奇观。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赞美不绝，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的佳句。难老泉水出自断层岩，常年水温保持在17”C，灌溉着附近数万亩稻田。北宋诗人范仲淹的持句：“千家灌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就是咏颂晋祠的泉水的。

    水母楼位于难老泉亭西面，又称水晶宫，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全楼分上下两层。楼下石洞三窟，中间一窟设一尊铜铸水母像，端坐于瓮形座位之上。楼上坐西向东设一神龛供奉水母。神龛两侧有八个侍女塑像，体态优美，衣纹飘逸，造型别致，也是难得的艺术佳品。

    晋祠有名的唐碑，矗立在“贞观宝翰”亭中。此碑的碑文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亲自撰写的，名为《晋祠之铭并序》。全碑共一千二百零三字，旨在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以达到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李世民非常喜爱王羲之的墨宝，他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颇高的造诣。《晋祠之铭并序》书法飞逸洒脱，骨格雄奇，笔力遒劲。刻工以洗炼的刀法，充分表现出原书法的神韵。“唐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对于研究我国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价值。

    祠区北侧有唐叔虞祠。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又北宋太平兴国修晋祠碑记中描绘它“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旧祠位置似与现在不在同一个地方。现存建筑分前后两院，颇为宽敞。前院四周有走廊，后院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是唐叔虞殿。殿宽五间，进深四间，中间神龛内设唐叔虞塑像。神龛两侧有从别处移来的十二个塑像，多为女性，高度与真人相近。她仍手持笛、琵琶、三弦、钹等不同乐器，似乎是一个较完整的乐队。远些塑像约为明代作品，是研究我国器乐发展和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舍利生生塔位于祠区南瑞，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建。塔高三十八公尺，七屋八角，琉璃瓦顶，远远望去，高耸的古塔，映村著蓝天白云，甚是壮观。

    晋祠的参天古树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有周柏隋槐。周柏相传为西周时所植，位于圣母殿左侧，树身向南倾斜约与地面成四十度角，枝叶披覆殿宇之上。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赞曰：“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九百多年前就如此赞叹它的古老了，至今它依然苍劲挺拔，与长流不息的维老泉水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隋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盘根错节。这些古树年代久远，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浓荫四布。郁郁苍苍的古树和晋水三泉相配合，使大殿楼阁掩映在浓荫疏影，静水急流之间，景色异常优美。

　　晋祠的美还不止于此，自然美更赋予她神奇的魅力。祠内清澈见底的难老泉水，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唐代大诗人李白游晋祠时写下了这样美妙的诗句：“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萧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这长流不息的泉水，给晋祠带来了灵气，也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每当春暖花开时节，以周柏、隋槐为代表的20余株千年古树，郁郁苍苍，向游人讲述着晋祠悠久的历史；白玉兰、紫丁香、牡丹、海棠竞相开放，芬芳扑面，沁人心脾，向游人展示着晋祠无尽的美。清人宁淳德感悟其中，写下了这样一幅楹联：“水秀山明无墨无笔图画，鸟语花笑有声有色文章”。

　　千百年来，晋祠以她悠久的历史，奇特的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招徕了历代的帝王将相，这些名人雅士在游览之余，吟诗作文，为晋祠留下了碑碣多达300余通。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堪称其中之最。公元646年，太宗皇帝东征高丽归来途中，率群臣重游晋祠，想起当年发迹神祠，保佑他夺取江山的唐叔虞，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于是，亲撰铭文，刻石立碑，留下了这块代表他晚年政治思想主张和绝妙书法的千古名碑，后人称之为继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又一块文笔俱佳的行书大作。

　　1959年，郭沫若先生游晋祠时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游晋祠》：“圣终原来是邑姜，分封桐叶溯源长。隋槐周柏矜高古，宋殿唐碑竞炜煌。悬瓮山泉流玉磬，飞梁荇沼布葱珩。倾城四十宫娥像，笑语嘤嘤立满堂。”

　　古老而神奇的晋祠，有说不尽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采不尽的灵气，解不完的蕴涵。愿晋祠的山光水色给您留下难忘的印象，愿三晋大地上这颗璀璨的明珠更加光耀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