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作为朝廷派出的命官，并逐渐形成官制从明代开始。清代定鼎北京以后，总督、巡抚的设置进一步走向制度化，清初有一段曾经是督抚并存。不久，总督由临时派遣转为定制，由专管军务发展到综理军民要政，实际已成为地方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直隶是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其地位较他省为重。直隶总督经历了由中央直辖到地方统辖的过渡时期。统兵是总督的专责，直隶总督统兵除了维护地方安全外，还负责保卫京师的重任，因此当时有诗云：“三资辅为政，屏藩卫帝京。”说明朝廷对直隶总督统兵保卫京师格外关注。

    从雍正二年李维钧首任直隶总督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止，187年中共产生直隶总督73人，百余任次，有的只任数月，任职5年以上的只有方观承、周元理、李鸿章、袁世凯等10余人。其中李鸿章任期最长，他3次受命，先后达28年之久。这种平均不到两年一任次的频繁更替，原因除有的总督病故、革职或降调外，还是清朝中央驾驭地方大吏的一种手段。因为朝廷唯恐地方官久居一地，结党营私，难以控制，认为适当调换可免于此弊。

    直隶总督统辖的区域，远远大于今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尤其到了晚清，管辖区域达7州104个县，行政区划伸展到内蒙古、山东、奉天、山西境内的一部分，南北长2600余里，东西宽1200余里。随着外交、通商、海防事务的增多，清廷又增设了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并规定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晚清兴办近代海军时，朝廷又命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筹建，可见直隶总督在晚清时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臣，有的直隶总督在任期内也为地方办了些实事。史料记载，同治年间的曾国藩，曾由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而正式就任直隶总督。当时的直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满地灾荒，民生凋敝，再加吏治腐败，武备废弛，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曾国藩上任后，一是整顿吏治，减轻民负，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条件；二是清理狱讼，对长期积压的各类民刑案件进行了审理，并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三是治理河道，永定河清淤并加固南北两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灾的发生；四是赈济灾荒，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曾氏就任直隶总督虽只有一年多，但其所做所为，却对当时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隶总督署的前身是大宁都司署、参将署，雍正初年，原来的直隶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仍驻节保定，于是在原基础上重建了总督衙署。总督署的建筑布局基本上承继了前代衙署的建筑特色，主体建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即中路；东西两侧各一路是相互对称的辅助建筑，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中路主体建筑主要有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并配有左右耳房、厢房等。三开间的黑色大门上方，悬挂雍正皇帝手书“直隶总督部院”匾额，封闭式的格局和威严的气氛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不过，由于衙署地处天子脚下，因此，所有建筑都比较朴素，没有什么油漆彩画和其他华丽装饰。

 　　直隶总督署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30米，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由中路的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四堂构成了一条南北中轴线，大门前两侧分别有东班房和西班房，两班房往南是辕门、照壁和旗杆，在总督署门内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过渡空间。大门即是总督署的正门，座北面南，大门台阶高1米多，大门为三开间小式硬山建筑，步人总督署大门，沿甬道往北即是仪门，为三开间门厅，仪门两侧各有一便门，称东便门、西便门。仪门是总督迎送宾客的地方，一般与总督品位相当或比总督还大的文武官员来署，宾客从仪门而人，品位低下的官员来见总督，只能走仪门两侧的东西便门，文官走东便门，武官走西便门。进入仪门后，是一条笔直的甬道，甬道两旁是两行粗大的松柏，苍劲挺拔，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历史，每逢冬季，数百只猫头鹰栖息在柏树丛中，古树苍鹰成为古衙奇观。从仪门沿甬道北去60余米，便是总督署大堂，大堂是总督署的中心建筑，面阔五间，长22米，进深10米，堂前有抱厦三间和宽阔的月台，月台两侧东西各有九间厢房，大堂及前面的月台是总督举行隆重庆典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场所。

    总督大堂一般不直接用来审理各类案件，主要是总督举行隆重贺典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如承接谕旨、拜发奏折以及对皇帝、太后、皇后生辰吉礼的朝贺等。

    由大堂穿厅而进是二堂，主要用于总督接见外地官员和僚属，举行一般性礼仪活动以及审理案件。二堂东侧为议事厅，是总督上堂后暂时休憩并与幕僚们议事之处；西侧称启事厅，是书吏们整理案卷，以便总督处理政务的地方。

    由二堂向里有花墙相隔，中间有通向内宅官邸及上房的直廊及垂花门。官邸是总督处理日常政务、批阅公文之所；上房则是总督及其眷属生活居住的地方。平时内宅严禁外人进入。总督府东路的主要建筑有武成王庙、寅宾馆、幕府院、东花厅等；寅宾馆主要用来招待贵宾。西路的主要建筑有吏舍、马厩、幕府院及小教场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直隶总督署曾与不少重要事件直接相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保定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中心。同年10月，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进犯保定，总督署被占领。留守总督署的廷雍等清室官员遵照直隶总督李鸿章“以礼相待”的指令，命直隶守军撤离省城，任侵略军烧杀抢掠，然而，侵略者却在总督署大堂以纵容“拳匪”杀洋人、烧教堂的罪名嫁祸于人，将廷雍、沈家本等清室官员加以审讯，并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外国侵略者端坐于总督署大堂审判中国官员，这在中华民族和直隶总督署的历史上都是奇耻大辱，也是落后必然挨打的惨痛教训。